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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因为法家的刻薄寡恩、严峻暴虐，秦二世而亡，这也使得后世学者和政治家在总结秦的历史教训时，都归罪于法家，认为秦朝统治者奉行法家思想是最重要的致败之因。
后人在讨论国家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时候，都对法家思想抱有警惕和排斥的态度。
“法术”
在两汉以后的政治语境中（尤其是在理论的层面），基本都含有贬义的色彩。
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统治者似乎又离不开法家那一套。
汉宣帝教训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纪》）“以霸王道杂之”
的不仅是汉家制度，也是历代统治者的一贯手法。
两千年间，法家一直处于这样的境地：理论上被批判，实践上却从没有被放弃。
这也无怪乎谭嗣同会感慨：“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
从法家命运的历史逻辑中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法家的观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现实政治手段，这从战国诸雄（尤其是秦国）的强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第二，这种刻薄寡恩的高度集权的统治形式，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导致期望的现实效果无法长久维持。
这一点，当年荀子入秦的时候就已经评价过，认为秦是治之至，但是因为缺乏儒家的教化，所以这样的统治不会长久。
荀子的话在秦的发展历史中得到了非常有效的验证。
这又提醒我们回头考察一下《汉书·艺文志》中对于法家的基本界说。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
，此其所长也。
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班固的这段描述，其实也明确揭示了法家思想的内在逻辑。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命运（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命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
首先，法家的思想是不可能被完全抛弃的。
这是因为对于中央集权的政权来说，唯有法家才真正合乎他们的现实需求。
其次，法家思想是不太可能得到公开阐扬的。
这不仅与它的历史“污点”
（秦政）有关，也与它悖于儒家伦理教化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
统治者一方面需要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需要文饰其统治（即需要有温情脉脉的一面），所以“以霸王道杂之”
就成为了他们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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