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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建安二十二年(216),曹操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亦称《求逸才令》),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在这里,曹操的立场与之前一致。
他以古代的众多人物为例,指出他们或出身低贱,或被人轻视,但最终都很有作为,名留千古。
因此,他认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声不好也可以被推举。
虽然上述的诏令是曹操在不同时期、应对不同情形而下达的,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即对于人才的选拔和评价,强调的是能力优先,而非道德优先。
这样的情形,至少可以作为一种风向标,或者说,将会对社会产生一种导向性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于将人们关注的重点从道德上转移开来,而侧重于关注个人的能力。
而对于个人能力的关注,则自然会导向对于个体的重视。
如果我们说,魏晋时代是个人自我精神觉醒的时代的话,那么,这里的转折无疑就是非常重要的先导。
所以,对于曹操在汉末魏晋之间的转折性意义,还应当在思想史上给予一定的重视。
虽然他可能在思想性的作品上表达得非常有限,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些策略和决定,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风气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曹操对于个体能力的重视,实际上也就开了魏晋重视个人的先河。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经有过一个判断,他认为:“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
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
这里,很显然也强调了曹操对于魏晋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对于曹操这种独特性,当时人——有着“曹操第一谋臣”
之称的、来自颍川荀氏的翘楚荀彧——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评价:
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曹操)明达不拘,唯才所宜……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
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克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曹操与袁绍,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但是,在荀彧看来,曹操的意义无疑更为突出。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袁绍就相当于是行将就木的旧时代,而曹操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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