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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解释侧重的角度不同，或者从起源，或者从含义，或者从功能，但是都试图解释儒家儒学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思想形态，基本的概念指向大体都与孔子和仁义道德密切相关。
在传统社会中，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太多的争论，虽然在事实上这些解释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不太重视对概念本身进行明确界定，而更重视在现实的日常行为中实践伦理、道德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在日常行为中坚持人伦道德、实践道德理想，就是坚持了儒家的仁义之道，也即是坚持了儒学的精神。
儒家儒学主要是通过人的具体行为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概念的诠释来呈现的。
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思想系统的变迁，西方知识系统进入中国，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
西方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系统最大的差异乃在于前者是建立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则依靠经验直觉。
建立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之上，则必然要求概念清晰、论证严密；而建立在经验直觉的基础之上，则无须推理论证，只需依靠个体的直觉体悟，当下呈现。
反过来，西方思想体系既然强调逻辑论证，就必须建立在清晰明确的基础之上，而对于清晰明确来说，概念本身的清晰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当西方知识系统传入并主导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时候，一些在传统话语系统中并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因为具体情境的改变而受到较为集中的关注。
由于学术近代化的需要，也出于与西方学术对话的需要，对于传统的学术进行近代的研究（以西方知识系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也成了新的时代下的必然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传统概念的重新审视、讨论，也成为必然。
而近代学者对于“儒”
的关注，也大致与这种学术转移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于是，我们在考察近代以来的思想学术史时就会发现，儒的定义有了很多近代化的、概念化的解释。
从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开始，傅斯年、钱穆、胡适、冯友兰、郭沫若等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家们，对于儒的内涵问题都有相关诠释，尤其是胡适（《说儒》）与郭沫若（《驳说儒》）之间的论争，更是成为关于儒的讨论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儒家思想有着根本性的意义，而这种根本性的意义，恰好是从孔子才真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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