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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普通人革命一、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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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1526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施瓦本、弗兰肯、图林根、萨克森、阿尔萨斯、萨尔茨堡和蒂罗尔等地，大批农民、城市平民和矿山工人，揭竿而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教、俗贵族剥削压迫的武装起义，他们攻城略地，捣毁天主教堂和修道院、贵族的城堡和宫殿，与前来镇压起义的诸侯雇佣军进行了浴血奋战。
部分起义军还一度控制或新建了地方政权，发布了多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
尽管最后失败了，但其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永垂史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反封建斗争。
长期以来，许多记述这次起义的历史文献，大都毫无例外地称之为“农民战争”
。
在同时代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看来，起义是农民破坏公共和平的一场暴动；城市当局后来也重申这一观点，以免惹上纵容甚至是支持暴动的嫌疑。
至晚自编年史家彼得·哈勒（PeterHarer，1480至1490之间—大约1555）起，将“农民战争”
概念运用于历史编纂的做法就普遍流行开来了。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WilhelmZimmermann，1807—1878）甚至把此次农民战争视为纯德意志事件；他在发表于1841—1843年间的《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书中，着重描述了发生在德意志地区的事件，对于瑞士和奥地利的起义，仅仅附带提及。
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德意志农民战争”
概念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历史编纂模式，无论是资产阶级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布里克勒（PeterBlickle）对农民战争概念提出质疑，并且试图用“普通人革命”
（RevolutiondesGemeinenManns）概念取而代之。
在布里克勒看来，农民战争概念不足以包容所有参与者，也与事件的性质不完全相符。
实际上，起义只是在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农民运动特征。
在后来的起义中，起义者并不把他们的斗争仅仅看作是农民们的起义，而是普通人的起义。
普通人这一概念在关于16世纪的史料中经常出现，尽管没有总的清楚的界定，但通常是指“一家之主”
，也就是“旧式家长制等级体系中有政治权力的家族首领”
，属于国家最底层的权威。
而参与起义的普通人包括农民、矿工、邦国城市的居民和帝国城市中无权担任公职的人，他们构成了与领主相对立的反对派。
“当复杂的主人及其属民的关系转换成复杂的政府和臣民关系时，是他们为了保卫或扩大他们世袭的政治权力而互相展开斗争。”
而从起义者提出的一系列纲领中，可以看到普通人起义是颇具革命性的。
起义者他们不仅要求减少税务负担、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而且也追求一种独特的宗教关照，要求宣讲纯正的福音，建立独立的教会，自由选举牧师，举行免除手续费的圣礼庆典，对教会计一税实行自我管理。
在上施瓦本的《十二条款》中，起义者要求彻底废除农奴制，主张把《圣经》确立为社会和政治的标准，“他们反对的是整个封建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秩序”
。
上施瓦本的基督教联盟谋求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联邦性质的同盟，试图以基于合作性同盟的立宪政权取代基于家长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结构的小政权，以可以与瑞士联邦相媲美的更大的政治同盟的组建终结小领主之间的纷争。
同施瓦本的起义者一样，萨尔茨堡起义者也果断地争取迄今一直为贵族和教士保留的政治权利，坚决主张私利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世界应当变得更加和平和公正。
普通人的革命目标与苏黎世宗教改革家茨温利的思想体系有着非常广泛的一致性。
“普通人革命”
也是一种“共同体宗教改革”
（Gemeiion），它致力于国家的基督教化，试图以“神法”
的形式使自然法规范化，将社区制度确立为国家的组织或者是外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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