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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保险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合法斗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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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悌伦译
[1]原题DiePsych.ReerieueKampfgegenübel.（1913年初次发表）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时代中的这些巨大的群众现象，一般用于分析这些现象的基于统计学成果并从客观因果关系上对这些成果加以比较研究的统计学方法，需补充对鲜明地出现在这些群众现象中的心理原因和基本心理法则的揭示。
这对理解当前令人担心的出生率下降之原因（本文对此未予论说）尤为适用。
这也适用于贝尔纳[1]教授新近称之为“不受欢迎的社会政治学后果”
的大多数事实；特别适用于有些人归纳为“创伤性神经官能症”
，有些人又表述为“社会保险金神经症”
（Reerie）的病理现象。
在此我无需去考察，这种病症是否真已扩展到人们应抛弃整个社会政治立法或其本质部分的程度，以这种新“病症”
的产生为前提的机构是否甚至在有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的情况下也会作出些其他表达形式；也无需考察这些现象中的某些现象在何种程度上最终与国家对工人（和职员）提供的社会保险特别地相关，而非与——比如说——康复期的延长、疾病保险以及私人保险的所有形式相关；就某种意义而言，对某些不幸的保险在何种程度上会增加这些不幸、而又没有对有意造成这些不幸的行为表示认可，比如说，不允许在保了火灾险后去犯罪性地放火，所有这些在此都不必加以考察；我也无须去考察社会政治的试验，比如在瑞士通过变动支付社会保险金额的期限所作的试验，其意图是找出为防止“不受欢迎的后果”
而改变立法的途径和目标。
但是，在评断类似的法律建议时，心理学除了要用社会—经济的观点外，还得用自己的话语，而且，根据韦伯（AlfredWeber）最近提出的一个愿望，社会政治的进步将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指向阶级状况中须由社会政治措施来达成的心理的变化；——这些都不得不被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党派方向的对手清除掉了。
也许只有这种眼光才被引向在社会保险金神经症这一群众现象中展示的心理法则。
社会保险神经症必须与任何形式（不管是有意识还是半有意识）的装病或其后继形式彻底区分；必须与有意无意或完全有意地造成事故损失的行为分开，因此，也必须与仅只表现这些现象在加剧的所谓“社会保险金狂”
区分开。
对一种社会保险金所带有的多少是清醒的观念，或指望或希望只要造成装病行为和掩盖健康状况的自然表露的人为手段或自我损害行为，甚至造成一种有意解除平时表现出来或练就的“小心”
（比如在操作机器时）的行为，便会导致对公共福利机构的滥用，这些机构对心理健康也就不起任何作用。
由于每一公共福利机构都能够被滥用，所以，这种方式的滥用（尽管还如此蔓延）就不是有意义的对公共福利机构的非难。
总的说来，一种特别神经质的以自我损害（计算好能引起他人产生同情）来使社会观众感到难受的报复冲动（这种形式在中国和日本的自杀中成了一种“德性”
），肯定不是构成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对福利机构的滥用根源于保险者内心深处的伦理因素。
此外，在这类滥用的边缘已出现了一种与有意装病不同的自动装病的“装病”
形式。
出现这种装病时，装病脉冲的出现与清醒的意愿无关；这其实已经是心灵生病的症候。
失去知觉而倒下的第一次脉冲，以及一个歇斯底里病人的昏厥，完全是自动的；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仍表明了某种“根据”
（但不是以“算计”
）当时具体“情况”
的可调节性，比如说，病人栽倒在地毯上而不是大理石板上。
这种行为的自动迫不得已性和可规定性由于意义和不断变换的“情况”
对于该个人的利益所具有的价值而混合，可能由明显神经质特征的病状大量表现出来，如神经质的目盲、视野狭窄、耳聋、瘫痪等，以及虚幻观念的自动形成（这并不像“撒谎”
时那样有意取代真象，由于这些虚幻观念与病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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