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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1]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斯·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页;弗林斯(M.S.Flings):《舍勒思想评传》,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参见弗林斯(M.Frings):《上帝与虚无》,见奥尔特(E.W.Orth)编:《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新论》,Freiburg,1978,118~119页。
[3]参见舒茨(A.Schutz):《谢勒三论》,江日新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4]对舍勒的各种评议,参见伽尔第尔(F.Gardiel):《舍勒论著中的“成为上帝”
》(“G”
beiMaxScheler),Mün,1980,4页以下。
[5]海德格尔的《悼舍勒》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的挥霍者》,见古德(P.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Bern,1975。
蒂利希:《哲学与命运》,见《蒂利希选集》,卷二,Sturttgart,1961,31页;H.U.vonBalthasar:《舍勒:新的中心》,见氏著《德意志心灵的启示录》,卷三,SalzburgLeibzig,1938,85页。
[6]桑巴特、特洛尔奇曾为舍勒谋得教职做过努力,参见普勒斯纳(H.Plessner):《忆舍勒》,见P.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前揭,20页。
[7]参见克拉夫特(J.Kraft):《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FrankfurtMain,1975,53页以下。
关于舍勒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中止期,论者见解不一,另一种主要的见解分期为1911—1922年。
本文依M.Frings的分期说,参见氏著《冲动与精神》,见斯佩克(J.Speck)编:《大哲人的基本问题》,卷二,Goettingen,1973,1页。
[8]参见哈斯康普夫(R.J.Haskampf):《思辨的现象学身位论:费希特、欧肯对舍勒身位哲学的影响》,Mün,1966;舒巴尔特(W.Schubart):《舍勒哲学中的俄罗斯特征》,Kyrios,1937;舒尔茨(W.Schulz):《转变世界中的哲学》,Pfullingen,1980,421页以下。
[9]参见K.Kanthack,MaxScheler:ZurKrisisderEhrfur,1948,240页。
亦参见H.Leonardy:LiebeundPerson:MaxScheler'sVersues“ph?nomenologis”
Personalismus,TheHaugue,1976;B.Rutishauser:MaxScheler'sPha?nomenologiedesFühleistersuerAnalysevonSdSchamgefühl,Bonn,1969。
[10]舍勒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参见格伊塞(J.Geyser):《奥古斯丁与当代现象学的宗教哲学:尤其舍勒》,Munster,1923;弗里斯(H.Fries):《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哲学:舍勒对其形式和形成的影响》,Heidelberg,1949;莎夫勒(R.Schaffler):《哲学与天主教神学的交互关系》,Darmstadt,1980,142~186页。
[11]舍勒研究文献参见W.Hartmann编:《舍勒研究文献》(Stuttgart,1963)和M.S.Flings编:《舍勒文献及研究文献1963—1974》(DenHaug,1974);1974年以后的研究文献,参见R.Kaufmann:《情感与性情作为理性的苴补》(PeterLang,1992)所附文献目录和LiuXiaofeng:《身成身位:舍勒情感现象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terLang,1996)所附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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