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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必须还看到，在他周围的人，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有像张学良、杨虎城这样有民族大义的将军，他们是绝不让蒋介石绕道走的。
最后，他又以理论家的口吻指出：“一、我们共产党人不碰壁是不可能的，这不仅需要我们自己努力去掉盲目性，而且还要主动地向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学习；二、蒋介石注定是要碰壁的，但我们为了全民族抗日的大利，寄希望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能清醒，不情愿地转回头来。”
潘汉年是很乐意倾听张闻天的意见的，他觉得他们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界线，有的只是情真意切的开导和关怀。
但他却不曾想到，这恰是铸成他们二人政治悲剧的性格特点。
此乃题外之语。
潘汉年从张闻天这番宏论中，完全明白了中央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因此他当即表示：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尽其全力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
张闻天笑着说：“你先休息几天，待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制订出新的方针之后，我们再请你这位社会活动家去奔走。”
潘汉年由此知道，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将专门研究国共合作的方针大计。
他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唯有安然待命。
翌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
“为了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也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变化，会议议决：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
在它进行抗日准备、实行民主、停止‘围剿’红军的前提下，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
同时继续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以利于我们和国民党的谈判。”
五天之后——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明确指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
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
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
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
“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
关于国共谈判，共产国际也有明确指示：“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
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日；
（2）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
（4）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统区共产党人。
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的要求，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
这份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文件。”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9月，日向党内发出李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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