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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
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
当一看见毛先生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
。
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人民。
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
至于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他们专门用这一制度来促进政治革新，并把它作为一种建设的动力。
对于司徒雷登反对中共及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
的外交方针，陈铭枢要求司徒雷登注意中共两个方面的原则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
毛泽东并不拒绝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要求这种外交关系必须改变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旧格局，建立崭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之一，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多年之后，美国学者对毛泽东上述意见作了追论：
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包括美国准备改正错误，给中国以平等对待的表示。
他们不会乞求，而是等待长期以来压迫中国的西方甘冒风险地迈出第一步。
但是，“司徒雷登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不能理解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是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乞求’。”
为此，陈铭枢在备忘录中告诉司徒雷登：
要理解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党对中国未来所担负的这种使命，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理解前述两项主张的对立统一。
我作这些解释，旨在帮助您正确判断，因为您在评论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式的讲话时，已表现出不赞成和怀疑。
与此同时，陈铭枢还转告司徒雷登：毛泽东很关心中美关系。
中共对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
毛泽东历来把新中国的外交支点放在对苏关系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苏两党关系在未来两国外交关系的继续。
因此，新政协筹备会议一俟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等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的工作方针，并一一询问了访苏的准备情况。
说到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件大事，容笔者扼要地回述如下：
四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速攻占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宣告解体。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思考的重心逐渐由军事转向政治，由打败国民党转向筹建新中国。
在此关键时刻，他深深地感到：“同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已成为更迫切的事情。”
为此，他于五月四日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请求斯大林帮助完成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任务。
他在电文中恳切地说道：“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
不久，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回电，要中共派出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具体商讨有关两党，以及未来有关两国间的事宜。
接着，毛泽东调回正在天津调查的刘少奇，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
之后，刘少奇立刻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情报，准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并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还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
刘少奇在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听取了毛泽东的有关意见之后，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北平清华园车站动身，乘火车秘密出访苏联。
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很多领导同志劝毛泽东不要再回香山双清别墅，就留在中南海居住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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