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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五对张三娃说。
刘五与杨守道在屋内坐定,继续说秦腔戏的话题。
“过去我不常看戏,只知道黑头、老生、青衣、花旦等扮装。
革命后跟着老先生听过几回堂会,多是凑热闹忙应酬,才多少摸着些其中道道。”
刘五对杨守道说。
“秦腔的刚柔兼备与秦人的雄深雅健一脉相承。
秦朝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写道:‘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这恐怕是早期秦腔大苦大乐的真实写照吧?秦腔从乡野走进城镇,为各阶层人士接受,随着周秦汉唐雄风走向全国,成为南曲北调各类戏剧的祖师爷。
城里这些文化人受欧陆文明新潮思想的影响,革命胜利后,决心要把唱戏的从三教九流中抬举出来,整理曲牌、挖掘剧目,使之发扬光大。
应该说‘颐夙社’的成立,符合百姓需求,迎合移风易俗,当推辛亥革命的成果。
无论什么事能不能发生变化,都要看与世风合拍与否。”
杨守道意味深长地说。
“老先生言之有理。
辛亥年长安反正胜利后那几天,咱们‘太白山’在堂口为兄弟们唱了几天几夜秦腔大戏,兄弟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张狂地跟着台上唱戏的吼!”
“秦腔的唱式脸谱粗犷豪放,最能反映关中农村普通庄稼人勤劳朴实率直的真实画面。
正如《诗经》中的风、雅、颂,没有下层劳动者的‘风’,何来文人墨客的‘雅’、王公贵族的‘颂’!
秦腔被尊为戏曲的祖师爷,并为关中百姓痴迷,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由此我想到咱们‘太白山’堂今后的出路,刘帅多次说过要改造洪门,逐渐放弃粗鲁神秘的色彩,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让兄弟们过上普通人家的好日子,还叫我对这件事多思量。
最近我翻阅保存在山堂的秘籍,立关公为祖是借用了关云长忠义传说和民间财神典故,与道教思想有很深的理论渊源,元初道教思想家邓牧在《吏道》一书中说:‘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
’特别是‘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的说法,与我洪门‘自食其力,兄弟互助’的思想是一致的。
认大哥为父是山堂需要依附权威维持,散海底说黑话为环境所迫,定家法设仪轨是增强山堂凝聚力的契约。
我问自己,这算不算佛道信仰?虽香堂如坛场道场,但缺少经典理论和广泛参与的民众性。
哥老会算不算聚会结党?两者虽然都有接近的组织结构,都有聚会的社、结伙的盟,也超出了血缘和地域的限制,但老夫查阅明末以来的历史,‘社党’一词大多指士大夫阶层因政见相左成立的团体,联络的方式多以文会友。
自古以来中国下层百姓除了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其他秘密组织均被当权者视为异己惨遭镇压。”
杨守道接着说。
“洪门兄弟走到一起,虽然最早的宗旨也有反清复汉的意思,但近百年来实际已经很少提及,维系哥老会的真正力量是穷苦兄弟的互帮互助,由于有了辛亥革命这一把火,才又一次举起反清复汉大旗。
我常想:穷人命苦!
上不了学堂吃不饱肚子,却得种地支差打仗,终生劳作,有些人日子实在混不下去,加入洪门企望有个依靠。
他们也是人啊!
有思有虑、有喜有惧、所依所持,也有幻想和希望,起码得每日混个肚儿圆,人得先活命呀!
当他们从社会得不到基本的温饱、公正,当他们有冤无处申时就跑来找洪门入伙,起码这里有穷人的是非标准,难道这也是他们的错?长安辛亥革命是哥老会众弟兄用生命换来的,但至今仍有人称山堂是‘邪门歪道’。
最近我反复思量一个问题: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种言论中‘民’字的分量重了,如民国、民生、民权,为民谋利做主等等,这些人见诸的语言文字中不见‘民’字不开腔,成了眼下的时尚。
那么到底谁是‘民’?官商富贾不算民吧?衙门官宦不算民吧?军阀阁僚不算民吧?师爷王孙不算民吧?但这些人比‘民’聪明伶醒,知道如何治民,今天说应该这样来办,明天说应该那样去做,把民分成三六九等。
如果除去这些人,天底下只剩下农夫工匠、三教九流、士兵衙役、贩夫走卒,他们张狂,他们劳作,他们喜怒哀乐,他们恭礼谦让,才有这活生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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