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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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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杨鹤主抚政策的失败
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担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
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
的消息。
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
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1]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
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
。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
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
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
[2]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
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
崇祯二年二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
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减。
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
另外，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
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
崇祯四年正月，他在奏疏中指出，“盗贼”
之起，“总因饥荒至极，民不聊生”
。
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
，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
，“屡剿而屡不定”
。
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需要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
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
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予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
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
抚局既定，剿局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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