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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大西军的联明抗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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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下半年，忠贞营在永历朝廷控制区内已经很难立足，被迫先后转移。
刘国昌部在遭到广东、广西军阀的袭击后，同忠贞营主将失去联系，长期在广东北部阳山、英德、乳源一带抗清。
鲁可藻记载，这年九月，“马吉翔、马宝、陈邦傅、马应龙等于四会讨伐刘国昌，败之。
降其三分之一，国昌遁去，后仍在连（州）、阳山间”
[117]。
《英德县志》载：“顺治九年壬辰，贼首吴接踪等踞巢鲤鱼塘，焚劫乡村，韶、英合兵进剿，斩获不计。
尔时复有刘国昌绰号白毛毡拥众数万**属地，四营群寇大王飞等绰号红头贼亦不下万人盘踞浛界，不时剽劫。
官兵进剿，六月破四营于流寨，七月败国昌于蕉冈，追至乳源又大破之，西乡一隅颇得安息，迨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又有红头贼、白头贼屯札于红群塘、白水磜等处，日则伏山冲抢，夜则持梯破围，其害较之哨满等不少减焉。”
[118]顺治八年十一月清广东巡抚李栖凤揭帖中说到这年七月间“逆寇白毛毡即伪淮侯刘国昌”
驻营于距乳源县七十余里的龙溪，“势欲侵犯乳地”
，清南雄、韶州驻军先发制人，趁夜翻山度岭进攻龙溪，刘国昌部被击败，阵亡数百名，包括刘国昌的妻子在内约一千余名家属被俘，刘国昌率残兵退入长溪山内凭险拒敌[119]。
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七年清军攻占广州、桂林以后，永历朝廷形同瓦解，大将陈邦傅、杜永和等先后降清，方以智、鲁可藻、钱秉镫、王夫之等人转入清方统治区以遗民自命，而被他们诬陷打击的刘国昌部却一直在粤北山区坚持斗争，其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关于刘国昌部还有两点值得说一下，一是所谓“绰号白毛毡”
的问题，王夫之记1649年（永历三年）忠贞营撤入广西后，“刘希尧、刘芳亮与（李）赤心不协，率其军自梧州而北，转掠贺县、广宁、四会至宜章，所至剽杀，粤、楚间人尤苦之，呼为白毛毡贼，通粤将杨大甫，欲叛降□（虏）。
朝廷执大甫诛之，希尧、芳亮恇慑失据，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渐溃散。
清兵遂至，不及纳款，遂皆败死”
[120]。
蒙正发记：“制抚堵胤锡同忠贞营由茶陵、攸县、安仁、永兴以至江华、永明一带山悬僻谷中，直达广东之星子、连州，所过杀掳，白骨满山野，民呼为白毛毡。”
[121]可见，白毛毡并不是刘国昌的绰号，而是大顺军余部的共称，其原因是将士头戴白毡帽，民间遂以此呼之。
蒙正发出于政治偏见，诬蔑为杀人白骨蔽野致有“白毛毡”
之名。
王夫之在永历朝廷中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极低，当其处境困难时，郧国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样心存畛域，拒绝与忠贞营将士往来，因此，尽管他在所著《永历实录》中为高必正、李赤心、李来亨等人做了传记，却往往根据传闻，人名和情节常有错误[122]。
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开始由南宁北上，主要原因是他们同原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之间存在隔阂。
当孙可望请求永历朝廷加封秦王的时候，忠贞营将领表示不满，高一功、党守素曾经亲自出面训斥孙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顺军和原大西军地位相类似，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后，将领最高只封公爵，孙可望却坚持要朝廷封他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说出了“两家兵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当也”
的威胁性语言[123]。
就当时情况来说，大顺军余部兵力既远不如大西军余部强盛，又不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拥有云南全省这样一块后方基地，高一功、党守素卷入永历朝廷同大西军联合的纠葛中是不明智的。
自然，孙可望借用陈邦傅和造假敕要求节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愿接受孙可望的指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高一功等人的行动得到永历朝臣中反对封秦的顽固派的赞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这些人拒绝封秦的武力后盾。
然而，原大西军联明抗清毕竟是大势所趋，孙可望凭借实力也足以封王。
双方的关系在李自成、张献忠生前已经因为争夺四川兵戎相见，封秦之争又加深了裂痕。
到孙可望出兵贵州、四川，清军侵入广西时，高一功等忠贞营将士既打不过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愿依附于孙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领兵北上夔东，同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大顺军旧部靠拢。
忠贞营由广西南宁一带北上的时间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一致。
《南宁府全志》记，顺治七年“十二月，高、李二家走古坭”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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