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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的是，由于天象自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根据其运行规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完全可以对文献记载中早已逝去的天象进行回推，这种推算方法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这些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从而可以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学中的某些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李学勤、席泽宗等专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将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参考国外的天象研究方法，专门列出了“仲康日食”
“武王伐纣天象”
“懿王元年天再旦”
等研究课题或专题，并由工程首席科学家、科学史界的翘楚席泽宗具体负责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有关学者，对各个项目进行分配，然后分头研究。
席泽宗，1927年6月生于山西省垣曲县，自6岁起开始在家乡念私塾。
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结束了他5年的私塾生活。
这一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乘机追至垣曲。
席家不得不举家避往乡间，席泽宗也被迫辍学，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
席泽宗在书房（作者摄）
1941—1944年间，席泽宗在陕西洋县国立七中二分校上初中，虽然生活极为清苦，但此处实行的是新式教育，他开始在这里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
1941年9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4年他进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西北师院的前身即北京师范大学，北平沦陷后迁往后方。
当时学校里学习空气浓厚，席泽宗读了许多课外读物，其中有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写的《宇宙丛谈》，这本天文学的科普文集使席泽宗对天文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进而开始找其他的天文书籍来阅读。
席泽宗回忆说，自己生平在科学道路上有两个转折点，都和张钰哲有关，《宇宙丛谈》就是其中之一。
1948年元旦，正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席泽宗在广州《越华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预告今年日月食》。
此后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广州、香港等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和天文学有关。
195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恒星》，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
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前，因对天体物理感兴趣，曾联系好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但毕业时人事部门却把他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
在这里，他认识了主管编译局的中科院副院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
1952年，根据竺可桢的安排，他被送往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专修俄语两年。
1954年回编译局后，他和戴文赛合作翻译了苏联阿米巴楚米扬等人的《理论天体物理学》。
此书于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曾长期被作为研究生的教材使用。
当时苏联天文学界对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很感兴趣，他们曾致函中国科学院，请求帮助调查有关的历史资料。
竺可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席泽宗，这是席泽宗涉足天文学史研究的第一步。
一年之后，即有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问世。
20世纪40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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