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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津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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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先进科学技术一样，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加速器质谱计（AMS）的利用则相对滞后一个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引进这门新兴学科。
就中国的知识界而言，真正开始关注加速器质谱学，要追溯到1979年。
这一年秋天，一位游姓的法籍华人科学家携法国籍夫人来中国做学术访问。
由于游教授的夫人在著名的加速器质谱创始人之一瑞斯贝克的实验室工作，所以在华期间，游夫人来北京大学做了这门新兴学科的报告并介绍了这种加速器质谱计的原理、性能及应用效果。
她的演讲得到了北京大学14C测年专家陈铁梅、原思训等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足够物质条件建立这样的实验室，故听者对这门新兴的学科和先进的技术也只是以羡慕的心情略做了解而已。
就在游夫人离开北京大学5年之后的1984年冬天，国家教委组织一个代表团到国外看望中国的留学生，北京大学副校长陈佳洱教授是这个代表团中的一员。
当代表团来到英国牛津大学时，在看望留学生之余，陈佳洱来到该大学的核物理实验室看望他的老师和朋友。
原来在1964—1965年期间，时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的陈佳洱，作为访问学者曾在牛津大学核物理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和该室的师生、同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随代表团出访，陈佳洱再次来到20年前自己生活、工作过的学术圣地，自然要寻访故旧，一叙分别之情。
就在这次交谈中，陈佳洱了解到一个他很感兴趣的消息，这个消息的大意是，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对由国家拨款的科研机构进行了经费削减，这个调整使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也受到冲击。
在缺少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牛津大学端电压6MV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只好关闭。
鉴于这种情况，该大学核物理实验室和校方领导人决定将这套旧的加速器设备无偿地赠送给第三世界国家。
在陈佳洱赴英之前，因某国的需求，校方已准备将这套设备相赠，只是尚未付诸行动。
陈佳洱到来后，凭借过去的交情，使相关的决策者改变了原来的主意，这位决策者在向陈佳洱透露消息的同时，特意说明：“如果你们北京大学乐意要，就先送给你们。
这套设备本身不要钱，但运费你们要自己掏腰包。
赠送的条件是，你们必须将这套设备充分利用起来，为科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如此一件好事，陈佳洱当然不会错过，因为他知道，要购置这样一套新设备，没有几千万人民币是拿不下的，这笔钱就北京大学而言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于是，陈佳洱除了向对方表示感谢之外，表示回国后申请经费以便将这套设备尽快运回中国。
1985年夏天，在陈佳洱和其他北大校方领导的努力下，加速器设备从英国牛津大学运到北京大学。
由于有了事先的承诺，运回后的设备当然不能趴在仓库里毫无作为，必须进行工作，只有如此，才不辜负牛津方面的好意和期望。
但到底在哪些领域开展工作，具体操作程序如何，达到什么样的科学标准等，因为此前谁也没有接触过，要运作起来自然是困难重重。
这时北大技术物理系加速器教研室主任李坤教授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发展加速器质谱技术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了北大副校长兼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陈佳洱教授和北大技术物理系主任江栋兴教授的支持，他们三人联名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立项申请。
1986年5月，陈佳洱写信给正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北大技术物理系郭之虞教授，信中写道：“最近江栋兴、李坤和我正联名申请有关加速器质谱计的基金，以为课题做好准备工作。
我很希望你回国后也能参加此项工作。”
1986年6月，信发至英国，时逢加速器质谱学国际研讨会在英国召开，郭之虞遂参加了会议并跟国际质谱界建立了联系，同时对工作的方向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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