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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织物组织配合纹样的变化，使丝织品较汉唐更加华丽精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更为珍贵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记录，既是研究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的珍贵文献，又是明代纺织工业史的注释。
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
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匹料，还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来自江南。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
“腰封”
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
随着大明帝国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匹数却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
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岁额总数原为两万匹，而万历初期已达到了十几万匹，超出岁额总数的几倍。
明代的苏州，曾是锦缎织造中心，这里聚有大量的织染工匠，每个工匠每日仅能织二三寸，而面对这惊人的上交数额，不得不整日劳作，把丝一条条织成锦缎，又一匹匹送往皇宫，而作为织染匠，却终日不得温饱，其凄苦之状不忍目睹。
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织染匠们终于开始怒吼了，以葛贤为首的两万余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规模暴动。
文献上记载了这一事实，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长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万历棺内织品上发现的赵绪、倪全、薛孝、邹宽、沈阿狗等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万历皇帝生前是否想过。
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梓宫内又出现七十九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
多数是十两一锭，五两或更小的不多。
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委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
例如：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通判张荐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魏元勋金户吴相金匠沈教
万历棺内出土金锭铭文拓本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
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
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
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
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
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交纳的贡金虽由地方官吏筹措，但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当地百姓不仅要负担贡金的税收，还要经历运送之苦。
由云南到北京万里迢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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