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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地提出准则应当引导科学的使用，并指出科学的工具性价值是无用的，或者比无用更糟，除非能够用它们来为真正的内在价值服务。
人所需要的不只是科学，也不只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用科学为经受了理想准则的考察净化和批判过的欲望服务。
科学研究事物是什么和如何可能，但是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天文学，甚至心理学和社会学，加在一起都不能依靠其自身或用它们自己的方法揭示可以让人为之生和为之死的一个单一的理想。
士兵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方式死去，而不是为它们去死。
简·亚当斯（JaneAddams）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fGoebbels）同样可以使用心理学。
一名小政客和一名救世军少女可以使用同样的社会学。
但是亚当斯小姐和戈培尔博士、政治家和宗教工作者，为之生和为之死的准则规范却不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中找到。
一切准则当然都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事实，但是用来建立事实和原因的科学方法却不能决定哪一种理想是正确的，哪一种理想是错误的。
只有诉诸统一包容的理性，亦即诉诸哲学及其对真、善、美、信仰准则的探索才能做到。
［17］
苏格拉底看到生理学的知识绝无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产生，于是转而研究善，并试图劝说人们寻找生活的理性准则。
［18］希腊人给苏格拉底喝了毒药，就像罗马当局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
伊曼努尔·康德讲授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学说，这是在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指出：我们研究科学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惟一依据就是发展人类品格。
康德不是殉道士，但他的核心学说却消亡了。
有些注意到它的人得出结论说，康德的意思是实践比理性更重要；还有一些注意到它的人只吸取了康德正式的实践理性学说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存在）。
但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主旨——善的生活是对选择范围内的理性的忠诚，这种忠诚比忠诚于感性王国中的理性更加高尚，更加合理。
思考伦理和宗教比思考科学更高尚、更艰难，这是另一种困难。
按照康德的看法，科学惟一可以证明自身的地方是它可以用来支持和表达善良的意愿。
约翰·杜威和康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都是道德的分支”
［19］。
德国人海因里希·里科特（HeinrichRickert）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甚至说“逻辑学是思想的伦理学”
［20］。
但是哲学家们对理想准则的必要性的承认几乎被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忽视。
尤其是要把这个世界变成光明的世界，确实要有这样的改变。
有许多人，甚至伟大的思想领导人，对进步感到绝望，认为上述观点太古老，或者是非基督教的，这样的人数量惊人。
对这种问题我们只需要作出一个相关的“存在论的”
回答：选择绝望，人会阻碍进步；选择聪明的行动，人会为进步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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