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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义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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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时，他并不是没有对这个著名的说法作解释。
他解释说，说话的能力标志着人成为一种公民的存在。
并且，通过说话，我们不仅像许多动物一样掌握了清晰表达信号的简单能力，而且有能力创造一些信号来表达抽象的观念，尤其是那些与正义或非正义相关的观念。
我们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作如下理解：人类所创造的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区别于简单的防御性或协作性集合体，因为人类天生就适合于构想一系列的观念，如正义与不正义的行为，对与错，等等，并且能够运用它们。
一个观念的生命在于被承认，以及具体的应用。
国家就是为正义观念提供生存机会的共同体。
是政治社会为了道德合理性的生活而存在，还是道德合理性的生活为了政治社会而存在，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论哪个问题在先。
关于人的生命的生物学解释倾向于第二种选择，至少是作为初步的假设。
我只想附带地简单指出，心理学的解释将会为亚里士多德的处理方式提供很多诠释。
我们的社会动力（当我们考察它们时），可以被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将我们的各种思考能力付诸实施的需要。
我们谈及社交性时，似乎社交性是社会动力本身的本能，而谈及好奇心时，似乎好奇心是社会动力的另一种本能。
但是，如果我们去掉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利益（这种自然利益可以体现在争论和对话中询问的双方，体现在对他人的说服，也体现在为他人的管理和谋划中），那么，我们就会给社交性以沉重的打击。
而且，如果我们去掉公众生活——社交性在政治方面的发展——中的自然利益（来自对人性、法律、原则、争吵、战争、历史标准、传说、习俗的讨论），从它们的伦理学方面看，我们必然会丧失大部分的正当动机。
政治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描述的那样，是展示伟大壮举的舞台，是争论原则问题的斗争之地，是有着过剩精力需要发泄的人的竞技场。
如果你观察那些为利益争夺呈白热化的地方，你会发现：正是在这些地方，利己、面包和黄油、财富问题已经演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一个人的能力和成就问题已经深化为他的性格和荣誉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对义愤、骑士精神、嘉许、憎恶、忠诚和谴责的反应，以及对我们的伦理本质的反应，都被唤起。
我们是社会动物和政治动物，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理性和道德概念注入整个世界的运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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