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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它并不拥有全部的美好。
所有的伦理都不能完全占有“好”
这个谓词。
话语是否还会陷入信息的危险？不会。
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的第一个伟大教导就是，唯实践才是“美好生活”
之目的的落脚点。
[1]第二个教导是，在具有“美好生活”
之目的结构的原则内建立一种内在于实践的目的论。
在这点上，我们无法确定亚里士多德是否解决了有关实践的表面悖论，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实践，起码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一个外在的目的。
要解决这个悖论，必须找到一种等级性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中，诸种目的以某种方式彼此包含，高级者是低级者的扬弃。
然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后，并没有出现对这些行为的等级和相应的目的的连贯分析。
大多数注释者看到了存在于卷Ⅲ和卷Ⅵ中的不一致。
他们中有人认为，这种不一致是不可克服的，也有人认为是可克服的。
其中的不一致在于：正如我们在第四研究中曾看到过的那样，在卷Ⅲ中，偏爱与权衡的关联是一个总的出发点。
但该书所提供的一种权衡模式又似乎将权衡置于目的秩序之外。
将权衡视为手段的说法在书中重复过三次：“我们所权衡的不是诸目的本身（请注意它的复数形式），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我们由此可以确定，所有我们无能为力的，都不属于权衡的范围：其中既有永恒的实体，也有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
但就此将并不由于我们的事物而被归为手段，我们必须对下面的事例有个说法：医生不问自己是否应该治好，演说家不问自己是否应该说服听众，政治家不问自己是否应该建立良好的法律。
人一旦有了自己的目的，他就会去考虑如何和用什么手段去实现它，权衡所涉及的正是什么是最适当的手段问题。
在权衡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过快地将手段的选择与几何构图看作是同一回事，这样，所要画的图对于中介行为来说就成了目的了。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模式选择，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如果权衡针对的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那么用于目的的手段自然应是我们最得力的东西；这样，目的就属于愿望之类，它所意愿的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物。
而且更关键的是，“如果我们凡事都权衡，就会没完没了”
。
这是否意味着，“应在某处停下来”
，或者说，幸福就是某种停住愿望的脚步呢？这点并不十分清楚：亚里士多德是不是没有看到，人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去选择当医生而不是当演讲家或政治家呢？对行为的选择是不是一种对目的的选择，它考虑的是不是关于某种生活理想，或者说，关于人以为使他自己幸福的东西，是他对“美好生活”
的理解的或远或近的切合性呢？我们对此疑难将会作进一步的研究，现在想表明的是，手段—目的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整个行为领域，它只针对技艺问题，事实上，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卷Ⅵ论及明辨时所思考的问题。
而且更糟的是，手段—目的模式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它在完全工具性的关系内来思考次要目的与终极目的之间的关系。
[2]
卷Ⅵ所探讨的美德更具判断性，与卷Ⅱ-Ⅴ所探讨的（勇敢，节制，自由，正义）在特征上截然有别，它提供的权衡模式也更具体。
在此，权衡指向的乃是明辨，是实践的智慧，更确切地说就是明辨之人所遵循的生活之路。
[3]这里的问题似乎是：最合于终极目的的计划由谁说了算？在这点上，卷Ⅵ的最大贡献在于，亚里士多德就明辨与贤人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对于他来说，只有贤人才能同时确定规范和事例，并且在他的完全个别性中认识了处境时，明辨与贤人之间的联系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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