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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给孩子们道德观点时，总力图使他们学会设身处地，我们会对他们说：“如果那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
“不要作恶”
这一最易于接受的道德原则，只不过是阐明，这种禁止的最一般形式。
因为作恶是行善的对立面。
行善就是对另一个人行善。
如果他遵循（自利的）理由行事，他就会只为自己。
作恶就是对另一个人做与对待自己的理由相反的事。
损害另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了他不喜欢的事，这些都是这种行为所采取的具体形式。
杀人、残忍、制造痛苦、致人残废、刑讯逼供、欺骗、诈骗、强奸、通奸都是这类行为的例子。
它们都违背了“可逆性”
的条件，也就是说，在我们能讨论的行为中应是对每一个人必须是可接受的那种条件，不管他在它“给予”
的一端，还是在它被“接受”
的一端。
重要的是要了解同样有利于每个人的善之条件所确立的是什么。
首先，任何行不可逆行为的人都是在做错事。
这与他是否知道它是错的无关，也与其群体道德是否承认无关。
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错的”
，与个人或社会的承认无关，也与它所应有的结果无关，此外，这类行为的每一单独的行动都是错的。
我们不需要考虑行这种行为的群体或整个人类，而只需考虑每个单一的事件。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不可逆的反推行为在道德上都是错的；因而任何行这种行为的人都在明知故犯地做他不应该做的事。
我们不需要考虑这类行为是否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是否为人类群体的道德所禁止，是否他自己认为它是错的。
可逆性原则不仅仅对道德行为者施加了某些禁令，而且也施加了某些肯定的命令。
例如，当一个人处境困难，而我们又可以帮助他却又袖手旁观，这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错误的。
所谓厚道者的故事指明了这一点。
上述黄金律的肯定性表达也更普遍地表明了同样的意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明显知道别人处在困难之中，而我们却在可以帮助他们时袖手旁观，不仅不值得赞赏，而且是错误的。
然而这一结论不是从下面的观点推出的：即不提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或不提高世界上最大量的善是错的。
义务论者和功利论者同样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做最优化的行为是我们的道德责任之一或惟一的道德责任。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
我们没有这样的义务，根据这一义务，在世界上创造最可能大的善，以施善于他人，或我们自己，或他人和我们自己的明智结合。
我们总是应做最优化的行为，或者说，在我们无需履行任何更严格的义务时，应做最优化的行为，这一观点会产生荒唐的结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休息，我们都是在做错事，因为在此场合下，我们总有机会去做比休息能够产生更大善的事情。
与单纯的享乐相比，解除痛苦总是较大的善。
然而，人们再清楚不过的是，一位工人，在劳累了一天后，穿上他的拖鞋，听着无线电收音机，他没做任何他不应做的事，没有忽视他的任何义务。
人们可以完全正确地指出：有些事情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与躺在炉边休息相比，能为世界创造更多的善，甚至也能为他自己创造更大的善，即使人们可以这么说，他也无可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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