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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不住决定论者，因为他或她会说，当我们在实际重要的情形中使用“本来会做别的”
这一表达时，这种预设不是与之相关的预设。
如果最初情形中已包括了被发觉的危险和可能，盗窃狂仍然要偷，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个盗窃狂不可能去做偷窃以外的事。
与此相对，一般的小偷如果被发现的危险和可能性大，他们就不会去偷。
而且，有时我们会说，“我本来会做别的”
意味着“如果我想做我就会做别的。”
在此，重要的变化了的最初情况中包含着我的欲望。
于是，决定论者会说，环境预设使他们使用“本来会做别的”
变得极其合理。
他们还会认为，自由主义的观点中有一处不明晰。
他们将同意，如果一个行为是纯粹偶然发生的，那么原初条件和自然律将是同一的，而行动却可能不同。
（如果行为不是纯粹偶然的，而是由“反因果的自由”
引发的，情形亦然，如自由主义者所言。
）
坎贝尔以为，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发现“反因果的自由”
的意义，我们回顾一种责任感与最强烈的欲望相冲突的情形。
他认为，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毫无疑问）我们能做这件事，也能做那件事。
但是，我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在决定论所允许的范围之外。
坎贝尔认为，不是“纯粹偶然”
决定着一个人应该做这个或做那个。
一个人可以回想起自己对自己说“我能做这个，我也能做那个”
，但这并没有使我们进一步理解自由主义对说话内容的解释。
我将讨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自由主义的自由意志理论难以令人置信。
自由主义的自由意志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和变异而产生？也令人费解。
我们可以在原理上明了DNA分子的变化如何导致大脑内在结构的变化，但是，它怎么会产生自由主义的（反因果的）自由意志这样一个非物质实体？这个问题值得展开讨论，但不是在这本以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为主题的书中。
还有一个问题，坎贝尔对“纯粹偶然”
的解释看来依赖于一种模糊的甚至不真实的语言哲学。
因为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意义不是回顾的客体，我不明白回顾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反因果的自由”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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