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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柏拉图自己的陈述，这就是他想要驳斥的理论。
这是个关于某些行为的理论，而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不得不坚持的是关于同样一些行为的相反的理论。
但是，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准确的话，这些行为该如何指称？它们应该被称为正义的，也就是正当的行为，或者，它们应该被称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是正义的，也就是正当的行为？这里的区别尽管乍一看并不重要，但实际上是很关键的。
以日常生活中不加置疑的态度，我们必定要么知道某些行为是正当的，要么不知道它们是正当的，而做了些别的事，对于那些事用“认为它们是正当的”
来描述可能还差强人意。
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即在我们真诚地认为某事的情况下也就是知道某事。
因为，正如柏拉图意识到的，真诚地认为某事并不等于知道某事，而发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我们真诚地认为某事也并不等于发现我们知道某事。
而且，当我们对那些我们在不加置疑的思想状况下进行的行为作所谓反思时，我们肯定会认为这个行为有一个确定的特征，而我们这么认为时，也就是在暗示，这个行为或者是知道某事，或者不是。
因为我们必须认为这种态度或者是认为某事，或者是知道某事；如果我们认为它是认为某事，就意味着它不是知道某事，或者相反。
事实上，不管我们如何认为这一行为，我们都必须二者择其一。
现在，智者派清楚地表明这一不加置疑的态度是认为某事而不是知道某事；因为，说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是正当的行为事实上是不正当的，这毫无意义。
所以他们的理论必须这样表达：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因而并不知道其为正当的行为，事实上是不正当的。
结果，既然柏拉图认为这个理论他应该驳斥，那么他的话的意思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但不知道某些行为是正当的，在这个层面，他与智者派是一致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准确地表述他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将它表述为不是指正义的行为，而是指那些他和其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认为是正义的行为。
显然，当柏拉图通过格劳孔和阿德曼托之口表述他必须解决的这个问题时，他的陈述并不准确；这样的失误尽管不起眼，但很重要。
格劳孔和阿德曼托在要求苏格拉底重新考虑那些行为的有益性时，坚持称它们为正义和非正义的行为，然而他们应该将这些行为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是正义和非正义的行为。
现在我要肯定地说，从柏拉图在提到智者派时所作的对问题的陈述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他的前提预设是，通常我们不确知但认为某些行为是正当的，而且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为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辩护，以驳斥智者派的异议。
说柏拉图的目的是维护道德，驳斥智者派的道德观，其实际意思就在于此，因为“道德”
在这儿只是一个描述我们平常的道德观念或信念的含义不清的词。
但是，格劳孔和阿德曼托不仅仅是要求苏格拉底驳斥智者派的观点；他们还要求他用一种特别的，他们认为是惟一可行的方式进行驳斥，即说明，如果我们比智者派思考得更深入，不仅仅考虑他们在意的得失，即因做人们认为正义和非正义的事情获得的声誉所导致的实际的得失，还考虑这些行为给行为人自身心灵直接带来的得失，那么就会很显然，通过做我们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我们才会确有所得。
只要《理想国》的其余部分都致力于满足这个要求，这一点就一定是它努力要说明的。
最初读《理想国》的，对于这个要求的部分我们不太可能有什么特别或不自然的感觉。
就因为柏拉图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驳斥智者派的惟一途径，当我们读他的著作时，特别是当我们全神贯注于努力跟上柏拉图的思路时，也容易这样认为。
但是，如果我们能以疏离的态度来考虑柏拉图驳斥智者派的努力的话，我们印象最深的将不是他与智者派在人们认为正义和非正义的行为的有益性的比较问题上的分歧——当然，分歧很大——而是潜藏于双方见解之下的原则的一致性。
智者派得出他们的结论的前提预设是，一个行为必须是有益的，才能是真正正义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能做出我们通常认为是正义的行为并非真正正义的这一结论。
最终让我们最惊讶的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没有一处表明——甚至建议有可能——智者派论证的前提预设是错误的，所以，人们认为是正义的某个行为是否对行为人有利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行为是否是正当的的问题毫无关系，因此，色拉叙马库斯（Thrasymachus）[2]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大因实施我们认为是正义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而不认为这些行为正义纯属谬误之虞。
相反，柏拉图没有强调智者派的论点，即人们做他们认为正义的事情会有所失，与这些行为是否是正义的问题毫无瓜葛，而是从始至终极为认真地对待这一论点；他认为，除非能在智者派的立场上向他们证明，这些行为确实有利于行为人，尽管它们表现得正好相反，否则他们关于人们的道德信念纯粹是习俗的结论应该允许成立。
因此，他和智者派一样在暗示，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真正正义的（即使一个义务），除非它对行为人有益。
但是，一旦我们认真考虑这个前提预设，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个悖论。
因为，我们也许不太能说明白是什么使一个行为成为一个义务，然而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通常还是不会认同它对我们自身利益的有益性；我们也认为，尽管是义务的行为可能是有益的，但它不必非得如此。
在道德意识浅薄的智者派那儿发现这一预设，我们也许不会有多奇怪，但在柏拉图那儿发现它，我们就不能不惊讶了，因为柏拉图有着一个预言家般的道德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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