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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一种学院式或学究式的道德知识永远只能是灰色的理论，无法真正反映丰富多彩的人类道德生活世界。
如果说人类的道德知识只能寄居于特定的道德文化传统并以文化的而非科学知识的方式生长的话，那么，麦金太尔关于“后启蒙时代”
之道德知识碎片化的理论论断，就不啻对现代西方道德知识状况的文化诊断，而这一诊断的依据正来源于尼采的“道德谱系”
理论。
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周国平语），尼采以超人的智识洞见到，当康德、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在19世纪后期登峰造极之时，人类自身的道德知行潜能便已然枯竭见底。
道德首先是一种实践智慧和意志能力，一旦它被迫蜕化为某种形式的知识技术，人类社会便不再存有任何道德崇高的渴望和英雄主义的道德**。
普遍形式化的知识所要求的是强求一律和恒定不变，而道德智慧却要求实践崇高和价值超越。
尼采用一种极端的提问方式将他在19世纪末叶所发现的道德疑问交给了20世纪：在我们这个道德（文化）谱系多元化而且充满族群意志力的人类生活世界里，一种普遍的道德知识如何可能？
尼采的声音春雷般地随着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年轮一起滚动，不绝于世，以至于我们无法因为时间的分界而将生活在19世纪的尼采排除在20世纪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之外。
最先发出响应的是胡塞尔及其所发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运动，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20世纪伦理学的革命性**：拨开理性主义的哲学天幕，反省现代科学主义及其所导致的价值观念危机，重返生活世界本身，成为20世纪前中期西方伦理嬗变的又一主题。
由是，存在主义本真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和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相继登台。
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数十年。
20世纪前中期的西方伦理学既有学究式的逻辑游戏，又有迪斯科式的思想宣泄。
思想的宣泄源于过度积压的思想爆发。
20世纪的确是一个太多思想刺激的世纪：仅仅在前半个世纪的40年间便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本身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劫数！
经济大萧条、饥荒、“冷战”
、核威胁、种族屠杀与地区冲突、传染病与生态危机、恐怖与征服……几乎所有灾难和悲剧都在这个世纪迸发，人们不能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陷入难以摆脱的心灵焦虑。
然而，生活的磨难常常成为思想的温床，甚至成为人文知识的增长动力，这仿佛又是人类文明行进的悲剧性逻辑！
在欧洲大陆，这一逻辑显示为伦理思想的深度进展和广度扩张，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世纪能够像20世纪的欧洲大陆这样产生如此众多的道德“主义”
和伦理“学说”
，形成如此富有张力的伦理思想和道德理论。
存在与虚无、自我与他者、生命与天道、心理与身体或者灵与肉、形上与反形上、人与自然，以及现代与后现代或后后现代，几乎人类所有的道德经验、道德情感、道德观念和伦理问题都挤压在这个世纪，一起迸发出来。
与之对照，在美国，这一逻辑却更多地表现为知识的生长与积累。
一方面，由威廉·詹姆斯在19世纪末叶创造的“美国哲学”
即实用主义，迅速成为20世纪的显学，这种被称为“美国精神”
之灵魂和核心的哲学，不仅缔造了“美国哲学的谱系”
（C.West语），成为美国开始摆脱其对于欧洲文化母体的精神依赖的基本标志，而且还凭借着20世纪迅速强大起来的美国国力，向世界各地迅速扩张，本土化的地方性哲学知识一跃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哲学知识。
当美国人自豪地宣称詹姆斯使美国从一个哲学进口国一跃成为哲学出口国并把詹姆斯奉为“哲学的爱国者”
（康马杰：《美国精神》）和美国的精神英雄时，他们实际上也在告诉世人：美国不仅要成为20世纪的经济强国、政治强国和军事强国，而且也将要成为精神文化的强国。
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强烈而深远的动机，促使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在大力扩张自己的物质势力的同时，也大量引进或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一批又一批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
也就是说，20世纪中后期的知识学人的地域迁徙，使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的科技创造中心、思想创造中心和知识创造中心。
虽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根本上只不过是美国现代典型经验的观念反映，一种地道的工具主义目的论道德哲学。
然而，它却再典型不过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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