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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说是,我们认清那种场合;我们以想象的方式加入游行;我们的赞成并非独立的、猜度性的,而是共鸣性的。
我们也不想被欺骗;我们也记得——或者说我们也已经听说了——关于独裁和压迫的故事。
我们明白捷克标语的要点,但是,对于“真理”
和“正义”
,我们还有自己加上去的其他意义;我们允许它们在我们自身文化之内充分地发挥其表现力。
所以,当我们在精神上与布拉格的男男女女们一道游行时,其实我们有着我们自己的队列。
(这一点在这个例子中似乎不太明显,既然布拉格在文化上与我们比较接近。
设想一下在仰光或北京为了“真理”
和“正义”
而游行的队伍。
)
我们出于共鸣而与那些处于不幸之中的人们——不管他们是谁——一道游行,然而,我们却是走在自己的队列之中。
这个二元性隐喻抓住了我们的道德实质。
我们不应试图摆脱这种二元性,因为其契合于——我倾向于称之为——任一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就其是人类的而言,是普遍的;就其是社会而言,是特殊的。
正如我已指出的,哲学家们常常想让那个形容词[8]主宰那个名词[9],但是这种努力在任何特殊社会都难以维持,除非采取强制和一律化的手段,而这就要付出所有人都将承认是无法承担的高昂代价。
在这种承认中,既包含着对底线主义的辩护,又包含着对充量主义的辩护;既包含着对浅层道德的辩护,又包含着对深层道德的辩护;既包含着对普遍道德的辩护,也包含着对相对主义道德的辩护。
其所倡议的是,在某一特殊地域,也就是说,在自家的地方,在自己的家或家园,对生活价值的一种普遍理解。
社会必定是特殊的,就其总是具有特殊的成员和特殊的记忆而言,而且,成员的记忆并非只是他们自己的记忆,更是他们共同生活的记忆。
相比之下,人类就只有成员而没有记忆,于是也就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习俗性的实践,没有熟识的生活方式,没有节日,没有对社会美善的共同理解。
当然这些东西是为人类所拥有,但人类拥有这些东西的方式却不是单一的。
与此同时,所有不同社会的成员毕竟都还是人,他们都还能够相互承认不同的生活方式,都还能够相互回应求助的呼声,都还能够相互学习,都还能够相互走进对方的游行队列中。
那为什么这还不够呢?想一想以色列人从埃及的逃离(theExodus),希腊人从幼发拉底到黑海的大撤退(theAnabasis),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Hegira),英国清教徒(thePilgrims)的横越大西洋,布尔人的艰苦跋涉(theBoertrek),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游行长队,布拉格的示威者:所有这些都必须要并入一个宏大的游行队列中吗?并入不会给予我们任何东西,因为任何这种游行的主要价值只存在于游行者的特殊经验之中。
他们可以相互加入,但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也没有理由认定他们都朝向同一方向。
宣称他们必须朝向同一方向,且善良的(或意识形态上正确的)人们能够朝之行进的只有一个方向,按照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在《不能承受的存有之轻》[10](TheUnessofBeing)中所说,是左派媚俗(kitsch)的一个典型例证。
[11]这种做法也是哲学之傲慢的一个典型例证。
但是,它与我们的道德经验并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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