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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偏袒》（1991）（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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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托邦主义难题
在政治理论中，立场的二元性尤其突现为一个古老而持久的难题——乌托邦主义难题——的根源。
政治理论既具有典型的理想功能，又具有典型的劝说功能。
它提出一种集体生活的理想，并设法向每一个人展示这种理想，使人们相信，他们应该愿意在这种理想下生活。
这些抱负可能是普遍性的，也可能是较具地方性的，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存在着这样两个严肃的问题：这些抱负是如何共同实现的？它们是否必然相互干扰？如果一种理想无法促动个体按其生活的动机，那么，无论它多么吸引人，也只是一种乌托邦。
不过，如果政治体系完全屈就于个人动机，也就根本无法具体体现任何理想。
有人会说，政治理论本身应该只关注何为正确的问题，使其劝说功能屈从于理想功能，因为，若某一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也就有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全部理由。
但是，这种心气似乎过高了，它忽略了动机上合理的东西与正确的东西之间的相关性。
如果现实中人们发现从心理上很难甚至不可能依照这种政治理论的要求生活，或者适应其相关的政治制度，就会给这种理想造成压力。
另外，这种适应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人们必须小心不要将这种适应当作过于轻易地放弃理想的借口；人们还会形成一种危险的思维习惯，认为任何对日常模式的激进式叛离在心理上都是不切实际的。
总之，政治理论的理想功能与劝说功能的相互适应并非轻而易举，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甚至会使人们怀疑政治理论的目标究竟能否实现。
也许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理想都无法发挥劝说的功能，而任何能够说服人们遵循的东西都将是一种无望的妥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们对这种两难所产生多少“客观的”
反应，也就是说，这种反应多少与那些被政治理论说服了的人的特殊观点无关。
一种具有强烈客观倾向的探究路径可能会赋予确立关于安排政治制度之真理以至上地位。
证明这些制度的正当合理性可能仅仅是表明这种证成即是真理，而向个体证明制度的正当合理性可能只是给这些个体提供一些论证证据。
任何有关这些观点的特殊意图或者这些个体的心理学观点都无须成为这种证明工作的一部分。
这也就假设了，存在某种单一的证明立场，每个人都能拥有该立场，并且针对它提出相应的论证证据。
当然，无论提出哪些证据，个体必须能够理解它们。
但是，出于听众心理的考虑都不适合纳入这些证明本身——任何超过听众心理的证明都会在决定究竟需要什么来确立科学真理、数学真理或历史真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心理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表达方式，但是在这些情形下的论证都有自己的标准（至少我以为如此），听众必须遵循这种论证才有望达到真理。
如果不能说服听众，那就是他们的不幸，而不是理论的不幸；我们之所以不能批评一种科学理论是乌托邦的或在心理上不切实际，是因为它对绝大多数人的心智能力要求太高。
同样，一种完全客观的政治理论路径宣称，人们必须遵循这些论证过程，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对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较少客观性的路径，可能会允许对一种政治安排之正当合理性的充分证明标准更适宜于那些被有意说服相信这些论证的个人的视角，而且，由于政治理论中的证明不仅仅是想让人们对某一主张达成一致，而是使个体接受并支持一套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对于个体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有关动机的心理状态，以及有理由做什么和想要什么。
问题在于，这些对个人来讲最重要的事实是否构成了政治理论为各种政治制度提供普遍有说服力的证明这一抱负的致命障碍？因为这些制度是强加到个体安排之上的，作为个体，他们别无选择。
如果政治理论的抱负较为狭小一些，那么这些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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