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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言：20世纪西方伦理学知识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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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伦理学知识的中国成像
40年前，业师周辅成先生主持编译了两卷本《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交付商务印书馆刊印。
但由于种种原因，1964年上卷出版后，下卷却迟迟未能杀青，直到1987年，两卷才得以完整刊出。
先生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其主编的这两卷文本对于我国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所发挥的作用自不待后学如我者言，大凡涉猎伦理学的国内学人，甚至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圈内的学人都会有所体会和评价。
业师从学之时，西学东渐之势强劲如潮，然，西方伦理学却迟迟难越雷池。
这或许与中国之为“道德文明古国”
的文化传统身份或特殊地位多有关系。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接受过程是经由“器物”
到“政制”
再到“文化”
而渐次展开的，按陈独秀的说法，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开放乃是这一展开过程的最后阶段，是国人之最难“觉悟者”
。
不难理解，道德文化或社会“精神气质”
（ethos）的改变肯定难于器物功能的改变，更何况是在一个拥有几千年道德文明传统且素来以此为荣的古老国度里实施道德文化的开放与变革。
因此，西方伦理学进入现代中国当然也只能是西学东渐的最后一波，其传入的迟缓也就自然而然了。
事实上，虽然国人对西方现代的道德价值观念吁求既久且烈，但对西方伦理学的知识援引却只是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真正开始，而业师的两卷编译则是这一知识援引事业的标志性成果，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中国伦理学人都是通过这部两卷本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获取西方伦理学的原始知识地图的。
先生早年以中学为业。
我曾经问过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从中国哲学转向西方伦理学并最终决定以此为终生学术事业的。
先生的回答极为简单却又耐人寻味：“因为大家都不做而我又觉得必须去做，所以便做了。”
先生当初的学术选择似乎是基于其主观直觉而做出的，可如今想来，这为人所不为的从学之道该要有多大的学术勇气和何等坚定的学术志向！
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春秋，先生大半生的荣辱坎坷不都系于他对西方伦理学教研事业的执著么？记得在研究生毕业前夕与我的一次促膝交谈中，先生仰头望着有些灰暗的天花板，几乎是一字一语地对我说：“他们要我退休，我不能带你继续读书了，但西方伦理学总还是值得做的，你尽力去做吧！”
也几乎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学术选择。
几年后，我写成两卷本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当我把刚刚出版的样书送到先生台前的时候，先生平静地说：“哦，好！
只是稍急了些。
若先把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文本资料编好，然后再写此书就更好了。”
师言如光，师道如命，觉悟间更有几分沉重与决意。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仔细阅读了先生主编的两卷本选辑，并开始计划编译一部《现代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以续师业。
先生的编译始于古希腊而止于19世纪末，留下待续的恰好是整个20世纪。
于是我便决意编译一部较为详尽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按照理论类型和时间演变分为四卷，以期配合先生的奠基性工作，完整地呈现西方伦理学自古至今的知识图像。
西方伦理学的知识传统源远流长，用文本选集的方式所呈现的西方伦理学知识图像，显然只能是一幅粗略的知识草图，但文本选集的方式曾经是，且在我看来依然是我们了解域外文化和知识的一种简明可为的有效方式。
比如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我的母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的先生们所编译的数册《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就一直是国内大学西方哲学教学的基本教材或文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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