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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家政，才能出众。
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乔致庸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先是独立投资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北路增设了复盛全商号，后又增设了复盛西商号于包头瓦窑沟口路西，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经营油、酒、米、面“六陈行”
为主，还经营当铺、绸缎、副食杂货等。
咸丰年间，又以包头“相与”
抵债的280亩土地，在南龙王庙一带，开垦出复盛菜园，种植蔬菜，供应来往客户和市民，每年获利颇丰。
在乔致庸的大力推动下，乔家在包头的产业迅猛发展，就这样联动发展，到光绪初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的业务一直都很好，利润一年比一年增多。
当时，他的字号一般是以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分红都有几千两白银。
几十年的经营，乔致庸为乔家增加了无数的财产。
乔致庸经营的乔家复字号，一直繁荣昌盛，长盛不衰，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其中资金使用上的奥妙就是统一调度和使用。
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的公积金都存在统事德裕永堂名下，平时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甚为紧急需款时，才准支用。
此外，还把“德裕永”
三字拆开，由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各占一个字，称为复盛公德记、复盛全裕记、复盛西永记的联合组织，以复盛公为总领导，做一些三号合伙买卖。
在各号内部，资金运用更为得当，如复盛公资金雄厚，经营行业多，运筹相当灵活，春天当铺赎货收进现款做菜园开支，秋天菜园进款，订做购买粮油之用，其不失时机、循环利用、相互支持，其他商号根本不能相比。
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四五百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又宽，加上号规严格，组织健全，乔致庸对掌柜们非常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也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
在道光、咸丰年间，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等事项颇为零杂，当时清政府对此并未加大管理力度，而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面对这种不断发达的市面，包头的商人渐感无力应付。
随后，他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复字号当时是居领导地位的，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行”
机构，一面解决商民大小纠纷，一面处理巡查弹压以至拘押人犯等街市治安事宜。
后来，“大行”
改为商务会，商务会的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充任的。
复字号也曾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扩大了经营规模，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三、创立票号，后发制人。
在乔致庸主持乔家产业时，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也都发展起了不少金融组织，特别是山西的票号，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几乎统治了全国的汇兑业，故后人有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之说。
乔致庸在票号产业上是落后于当时潮流的，但他却能后来居上，先后在祁县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
大德通票号，原名大德兴票号，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它虽然是一家建立较迟的票号，但是资本雄厚，声誉较高，持续时间也较长。
这个票号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到光绪十年（1884年）时，发展为12万两，后来资本增至22万两，到歇业时，资本达35万两。
由于大德通票号资金雄厚，人手齐备，经营有方，在商界信誉甚高，开出的银票能长期在市面流通，存款源源涌进。
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包头、济南、西安、汉口、沙市、上海、开封、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
这个票号业务量很大，盈利日益增多。
特别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乔致庸破格聘用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高钰受财东之重托，决心要报知遇之恩，精心料理号事，使大德通票号很快在金融界打响，成为全国的重要票号之一。
一次账期分红，共盈利74万两白银，每股分红达1．7万两白银，这在大德通票号的分红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甚至在整个票号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乔致庸建立的第二家票号是大德恒票号，这个票号创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后增加到26万两：这个票号的经营情况一直比较好，特别是将阎维藩聘请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展，不但有汇兑、存款、放款，还发行银票、代办捐项。
并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盂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号。
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
之后，这两个票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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