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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的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
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
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
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集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
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
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
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见《觅渡》，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建国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所称的“领袖”
。
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
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
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
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了建国初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
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现在人们对周有好感，是因看到毛后来的过错，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时间概念倒置的错误，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思维。
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
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
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
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建国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
周分工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
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
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
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
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
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
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建国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
。
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
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
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
将领导层分成“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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