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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做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
这些“长、空、假”
的人心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解决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捞资本。
工作为轻，我为重，工作都是假的，文风焉能不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58年人人头脑发热，“文革”
中全体个人迷信，但还很少有哪一个干部为了个人目的去出书、争版面、抢镜头、发长文。
文风之堕落，于今为烈。
这种“长、空、假”
怎么治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风是末，官风是本。
治文风要先治党风、政风，特别是官风。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
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
“要增强党性修养。
坚持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
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
文风后面是政策，是制度。
纵观历史，每当一种不好的文风得到治理时，社会也就大前进一步了，我们期待着。
教材的力量
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了，约我以课文作者的身份谈点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中小学教育就是要教学生怎么做人，而教材就是改变人生的杠杆，是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记得我小学六年级时，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语文书，里面有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卖炭翁》，抒情、叙事都很迷人，特别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读到里面的句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汉字竟能这样的美。
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触动了一个开关，我就迷上了文学，底定了一生事业的走向，而且决定了我缘于古典文学的文章风格。
我高中时又遇到一位名师叫李光英，他对语文教材的诠释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至今我还记得他讲《五人墓碑记》时扼腕而悲的神情，和讲杜甫《客至》诗时喜不自禁，随手在黑板上几笔就勾出一幅客至图。
他在讲韩愈文章时说的一句话，我终生难忘。
他说：“韩愈每为文时，必先读一段《史记》里的文字，为的是借一口司马迁的气。”
后来在我的作品中，随时都能找见当年中学课堂上学过的教材的影子，都有这种借气的感觉。
好的教材无论是给教者还是学者都能留出研究和发挥的空间，都有一种无穷的示范力。
我对课文里的许多篇章都能熟背，直到上大学时还在背课文，包括一些数千字的现代散文，如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些理解并记住了的文字影响了我的一生。
近几十年来，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选语文教材，与不少学生、教师及家长常有来往，这让我更深地感觉到教材是怎样影响着学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入选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晋祠》，1982年选入初三课本。
当时我是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种名为《图苑》的杂志，报社就代他们向我约稿，后来杂志中途下马，这稿子就留下，在4月12日的《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当年就入选课文，算是阴差阳错。
那年我36岁，这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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