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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梁漱溟对时局不关心，而仍一心从事与国难无关的乡村建设。
恰恰相反，梁漱溟一方面努力改变乡村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使之合乎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时局发展，希望其主张能对社会动向有所“指点”
。
梁漱溟认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乃全民族的事业，必须在统一领袖领导下从容进行。
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梁漱溟出于对抗战前途、民族前途的考虑，迅速致电张学良，表示联合各方面共同抗战，当然能够获得国人同情与支持，但在目前中国，舍蒋介石恐怕没有人能够担当起领袖群伦，领导中国人民共同抗战的责任。
所以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无论如何都不是顺从民意的正当举措。
他建议张学良早日护送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得以从容商决大计，国家幸甚！
如或不然，前途祸变，未知所届。
除了对张学良的严厉指责外，其解决方案与中共主张及后来的实际发展大体相同。
这种大体相同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对时局的看法上，梁漱溟较为接近共产党的主张。
在抗战问题上，国内当时存在明显的两种倾向或者说两种势力：一是在野的，这一派尤其是这一派的青年，思想都比较激进，感情比较激昂，主张马上发动对日战争，希望借绥蒙战事与日本全面开战。
进而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大联合，并开放政权。
二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稳健派，他们虽然也很积极地援助绥蒙战争，但并无扩大战争之意。
他们在外交上虽然也很强硬，但并没有开放政权尤其是向中共开放政权的意思。
对这两派的主张，梁漱溟都各有赞成各有保留。
据他推测，中日不可能在最近时期全面开战，中国内部也不致于有大战事起来，国共两党可能摈弃旧嫌，联手抗战。
基于这种分析，梁漱溟对上述两派的主张都不完全赞成，也不完全反对，而是以一向深切关心国家民族问题的态度，很逻辑地分析产生理论见地，本此理论见地而有一种继续不断的努力。
换句话说，他将一如既往地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工作，并不因时局的暂时性变化或兴奋，或冷漠，或投入，或疏离。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有思想体系的人物之一，他对时局的见解并不是一时之见，而是他基于其思想体系的大原则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他指出，现在的时局，固然由国际的侵略压迫所致，但也是因为中国本身的不健全。
因此，对付时局的头一步，只能在自己本身上下功夫。
现在最要紧的是怎样让中国人的力量活泼协调，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的社会。
这是最根本的功夫，也是乡村建设的根本任务。
对于抗战与乡村建设的关系，梁漱溟强调，如果形势紧迫，乡村建设工作者当然应该起来应付，只是在时局还能够允许他们为社会谋协调谋活泼的时候，那么就应该坚定不移地从事乡村工作，能够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做一分是一分，这于将来应付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更好些。
对于全国各党各派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梁漱溟表示完全赞成。
他认为，中国民族的统一性，是应付抗战的最迫切要求，无论对内对外都要求中国社会越统一越好，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大联合从原则上说是和这一要求相一致的。
但在说到联合的前景和具体步骤时，梁漱溟也深切地担心各党派大联合恐怕联合不好。
因为各党派大联合说到底要求各党派必须放弃其原来党派的立场来联合。
以党来联合，则其联合便很有限，就很不容易联合。
尤其对中共，梁漱溟天真地希望中共根本放弃其斗争的态度，否则恐怕没有人肯放心放胆来和中共联合。
说联合就必须彻底，彻底才能联合成功，不彻底则绝难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梁漱溟希望中国人大联合，不说各党各派大联合，不然，是联合不成功的。
他同时强调，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固然应该解散，国民党也不必再维持现在的局面，而应将政权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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