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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脚步所向，转移之间，局面可为之一变。
大家一齐回乡，同心合力振兴农业，就能够开出乡村建设新风气，造成乡村建设运动新潮流。
梁漱溟如此看重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觉悟，这是他前此不曾如此明白表述过的。
这或许是因为他基于河南村治学院终归失败的教训，或许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切感受。
总之一句话，他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重过知识分子的胆识和伟力。
在前此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中，梁漱溟对各地乡村建设中的教育状况多有批评，但他似乎尚未详尽提出他的正面看法。
随着实践发展与问题的不断涌现，梁漱溟对乡村建设中的教育问题不能不有所思考。
他现在原则上认为，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
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一回事；所以建设从何方入手，均可达于其他两面。
例如从政治方面入手，先组织乡村自治体；由此自治体去办教育，去谋经济上一切改进，亦未尝不畅顺的。
或从教育入手，由教育去促成政治组织，去指导农业改良等经济一面，亦可以行。
梁漱溟此时的思考已与北游考察时的想法有了相当改变，至少已相当宽容地承认从教育上谋求乡村复兴与繁荣，最终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似乎也是可以一试的方法。
至于乡村建设中的教育建设如何进行，梁漱溟也有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建议。
他主张，乡村建设的教育问题，眼前可做的事情很多，而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犹在其次。
民众教育随在可施，要以提高一般民众的知识为主旨。
经济一面、政治一面能够有些微进行，大概都有赖于教育的进展。
内地乡民愚昧无知，外间多不深悉，如果这些乡民不能有所开启振拔，则所谓乡村建设、乡村自治等，根本不必提起。
国内外乡村建设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农民教育才是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推动力。
梁漱溟的这个分析基本认同了职教社、平教会，以及山西村政建设中的一些做法，至少不再悬以大而空的“中国问题”
而拒斥各地教育实践与方法了。
1936年初在邹平接待国际友人（前左1为梁漱溟）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梁漱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设立寄予相当大的希望，主张理论研究要尽早转化为实际运作，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实施。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名称上看是个研究及培训机构，但实质明显具有“政学合一”
的特征，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人材培养的同时，兼有一行政部门的职能。
政学合一的基本构想决定了研究院的基本模式与河南村治学院相比要有所不同，即研究院在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部与乡村人员训练部的同时，格外提出要设置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县区，这是河南村治学院始终没有提及过的问题。
按照梁漱溟的设计，试验县区的用意有两层，一是训练学生不徒在口耳之间，更有实地练习进行试验的条件；二是以此为各县乡村建设的示范，进而为全省乡村建设的起点。
欲达到这两个目的，研究院不仅要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乃至人员上的安排。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个实验区，经梁漱溟勘察比对，并经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集同意，设在邹平。
从此，梁漱溟的生命也就和那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其逝世后仍将一部分骨灰葬在那里，注视着这块热土的变化。
邹平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地处鲁中泰沂山区与鲁北黄泛平原的叠交地带，东接淄博，西邻济南，南依胶济铁路，北靠黄河。
邹平东西五十里，南北八十里，水陆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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