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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教育经费征收最少时只有二十万，在王柄程负责后，最高时达到二百万元，前后相差十倍。
一个人的原因终于使好的体制得出了好的结果，只是王柄程在苦苦经营时，心中常常动念，以为如此为教育界服务，但此种教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怀疑当时的教育体制，因而也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最后他决定如果不能办一种自己心里承认，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就不要再做这个仅仅是为大家筹钱吃饭的工作了。
村治学院的动议就这样产生了，并很快找到了梁漱溟。
对于彭禹廷他们在河南的试验及其所信奉的理论，梁漱溟似乎并不赞同，不过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农村，在重整农村社会秩序，设法恢复农村经济，推动农村复兴与繁荣这个大目标上，梁漱溟与他们还是有不少相同相通之处，至少没有多少对立。
于是梁漱溟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前往河南开封，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
根据彭禹廷等人与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商，新创办的河南村治学院设在辉县苏门山之百泉，院长由彭禹廷担任，梁耀祖任副院长，王柄程为总务长，郭海封为教育长，梁漱溟由他们恭聘为主任教授，负责指导筹备事宜。
“村治”
一词是王朝俊等北方乡村建设工作者的用法，梁漱溟在广东使用的概念是“乡治”
，即“乡村自治”
、“乡村治理”
的意思。
因音讯不通，无从商榷，南北学人各自形成了习惯，其间也没有什么大区别，所以当梁漱溟受邀参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以及接办王朝俊等人已创办的《村治月刊》后，也就依从了北方的用法，仍使用“村治”
之名。
但在具体内容主张上，梁漱溟与王朝俊为代表的北方“村治派”
也只是大致相近，略有小异。
王朝俊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到了目前阶段，孙中山所昭示的建国原则已由理论进入实施，由事实而更求理论的推进。
然而环顾现实，则令人失望。
一则中国民族固有文化精神，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已根本破产；一则新的文化精神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遂引起国民思想烦闷分歧而无所归宿，构成莫衷一是的党务纠纷和杌隍混沌的社会现象。
一大批热血青年出于救中国救民族的良好愿望，上下求索，南北奔走，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然而他们都不知道民族心理，不明白民族文化的真精神，因此走的差不多都是死路，白白牺牲了生命。
所以，王朝俊等北方村治派坚决反对欧化、俄化与赤化，坚决主张重新认同中国五千年固有文化、儒家伦理，然后吸收西洋文化制度下社会组织的敏活，重建文化精神。
具体地说，就是实施村本政治。
而村本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权力根本在民，政权操于民众，治权始于乡村，权力无由而集，阶级无由而生，全国农村组织划一，权虽分而仍无害于统一，庶几以改良农村经济，终致民族繁荣，国家兴旺。
然而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乡治或村治，全然不是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的一种紧要工作，而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
他强调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再转再变的一个新方向。
这个最后觉悟与先前数十年民族自救运动相比较，具有本质差异。
以前的运动都是往西走，这一次则是往东走，重新走上中国文化的老路。
与王朝俊等人一样，梁漱溟在现实政治上，同样反对欧化、俄化和赤化，根本否认欧洲近代社会制度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主张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融合中西，重新建构民族新文化，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组织系统。
但是，梁漱溟不像王朝俊那样，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必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从根本上否认乡村建设运动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在新条件下的实践，而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
，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运动、社会运动。
梁漱溟不承认乡村建设运动与现政权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不似王朝俊那样，汲汲于依靠现政权和地方军阀势力。
尽管后来梁漱溟在其实践中不得不依靠冯玉祥、阎锡山以及韩复集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但从心理上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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