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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翻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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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原来无心著述立说的梁漱溟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站出来将自己与众不同的思考贡献给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场争论。
传统的说法总以为梁漱溟是站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即顽固守旧派的主将或代表人物。
梁漱溟个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考诸梁漱溟思想的全部发展线索，也很容易看出这个传统判断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似乎真如两军对垒。
在当时的文化论争中，最激进的莫如陈独秀等《新青年》一班人，他们有感于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激烈抨击传统文化，集中批评孔子和传统道德，鼓吹全盘西化或全盘法兰西化或全盘俄化。
但是，陈独秀一班人往往困惑于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迷雾，以为西方文化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不可推广性，因而主张把西方的一套全盘照抄。
同时，他们也习惯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复古为旗帜而求革新的传统手法，以一种无以名状的逆反心理，不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提出一些无法实行，至少是当时不可能立即实行的绝对化理论。
如陈独秀基于中国政治变革长时期不能实现不能健康发展的事实，而以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枝叶，中国的改革应该重新开辟新途径，抛弃或者暂时放弃戊戌以来在制度方面的努力，单刀直入地探寻、移植西方文化，接受民主与科学，以唤醒国人“最后之觉悟”
。
应该说，陈独秀等人确实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只是在解决的途径上过于激进，一方面必然引起反对派的竭力抵制，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使后来者更为激进，以致走上偏激的道路，使其主张更缺乏可操作性。
循陈独秀思路而发展出来的偏激主张，主要有陈序经。
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就嫌陈独秀所要的西化只是民主与科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因此陈独秀所要的西化并不是全部的西化，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在于他根本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因而是一种消极的主张。
在陈序经看来，积极的主张应是全部西化的功夫。
也就是说，要将西方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对于西方的一切，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包括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引进。
陈序经强调，假使我们以为西方社会的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产生了不少罪恶，所以要反对，那给西方社会带来无限好处的民主与科学也并不都是好东西，也曾同样制造出不少罪恶。
我们不会因为民主、科学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拒绝它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军国主义、金钱主义存在某些问题而拒绝它们进入中国呢？我们要享受民主、科学带给人类的利益，就应该接受民主与科学发脾气时所带来的负面因素。
同样道理，我们可能会在接受军国主义、金钱主义时吃点亏，然而谁又知道我们不会因此而获得意外的收获呢？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自然不是此方一厢情愿地在吸收彼方文化时，吸收其精华而拒斥其糟粕，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都是其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各要素间的高度统一，每一个精神文化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化作依托，而每一个物质文化也总不外乎有一种精神文化作为表现形式。
全盘西化论者有见于此而强调全盘引进西方文明，以改造乃至抛弃中国旧文化，虽过于偏激且缺乏可操作性，但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至少他们看到了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然而，全盘西化论者过于偏激的主张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社会都只能引起反感，而无法获得国人共鸣。
从反感出发势必引起激烈的反对而走上另一极，使一些人仿佛是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坚持中国文化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从而提出另外一种绝对化的主张。
在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代表东方文化参与论战的大概是杜亚泉。
杜亚泉说起来应该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比较了解的一个人，他曾经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的数学教习，而这个学堂的总监督就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人物蔡元培。
1900年，杜亚泉到上海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
，同时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致力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近代科学知识普及。
1904年，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编写近代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并主编当年颊负盛名的大型文化刊物《东方杂志》。
从这个简短经历看，杜亚泉应该是近代中国少数通晓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人，然而当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却是他在《东方杂志》以“伧父”
为笔名，连续发表张扬中国传统文化，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的论文，成为东西文化论战中东方文化一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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